● 文/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路風
2009年夏末，隨著京東方8代線項目上馬(其6代線已于當年4月上馬)，境外企業對中國大陸的封鎖之“墻”應聲而倒。日韓以及中國臺灣企業蜂擁而至，爭先恐后要在大陸建設高世代生產線。目前，京東方、TCL和昆山的三條8.5代線已經開建多時，三星設在蘇州的7.5代線和LG設在廣州的8.5代線也于最近獲得中國政府的批準，這些項目將使中國大陸成為繼日韓和中國臺灣之后的又一個液晶面板生產重鎮。也恰恰是在這個門檻上，如何發展中國大陸液晶面板工業也成為一個尖銳的戰略問題：是可以依靠引進外國生產線還是必須依靠本國企業的成長？之所以是個尖銳的戰略問題，就是因為不同的道路將決定中國大陸發展這個工業的成敗。
培育技術進步的產業基礎
由于中國大陸在液晶顯示領域一直處于落后狀態，所以一種流行的看法是把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引進外資生產線上。最近韓國企業在華建線獲批，或許說明在支持這種看法。但歷史的經驗早就證明這條道路的不可靠性。在CRT時代，中國大陸的“8大彩管廠”中有7個是合資的(合資企業無一例外是由外方控制技術)。在平板顯示替代CRT顯像管的過程中，除了唯一沒有外資的咸陽彩虹在平板顯示技術上作出了努力，其余7個合資的都是停產撤資了事。換句話說，無論是外資生產線還是由外資控制技術的合資項目，其本質就是以現有技術進行生產，與中國大陸掌握應對技術變化的能力沒有關系。
另一種流行的看法是，既然中國大陸在現有的技術上落后了，那就跳過去搞更新的。中國大陸經常會有“聰明人”跳出來說“聰明話”。中國大陸企業上6代線，他們就說外國都已經是8代線了；中國大陸企業上8代線，他們就說外國都在開發11代線了。總之中國大陸企業的項目是“未投產已落后”。那怎么辦呢？“聰明人”的“聰明”答案是：搞更新的呀——LED、OLED什么的……這種想法其實也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上。目前在平板顯示領域由國家科技計劃所支持的項目是激光顯示，理由是其技術比已經產業化了的液晶顯示更先進。但這種看法從來沒有回答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中國大陸在現有的平板顯示技術領域沒有能力基礎，憑什么就能“一步登天”？
因此，僅僅是簡單地質問一下，就可以看出把上述兩種看法付諸實施的前景都不牢靠。事實上，流行性看法的似是而非反映出一個重大主題——中國大陸如果要在任何領域趕上甚至超過國外先進水平，就必須在這個領域培育起技術進步的產業基礎。
技術進步具有連續性、累積性和互補性的特點。例如，最近在中國大陸市場上熱炒的LED電視，其實不過是以LED為背光源的液晶電視—— 還是液晶電視。即使是業內公認最有潛力的新型OLED顯示器，其70%(按投資額計算)的技術與設備也與液晶顯示相同。因此，液晶面板工業就是新型平板顯示技術的發展基礎，它的技術能力是研發這些更新型顯示器的知識和經驗基礎，而其包括制造、品牌、營銷等要素在內的能力就是使新型顯示技術產業化的“互補資產”。因此，如果沒有在液晶顯示領域的產業基礎，中國大陸也不可能在新型平板顯示器技術上趕上先進水平。
事實上，當技術發生革命性變化時，第一，這種“革命性變化”發生在基礎概念上，即產生不同的原則以利用某種自然現象的效果來滿足有目的的需要。第二，實現新原則的技術全部是現有的——任何使用不同原則的新產品設計都不可能等到發明新技術去實現。例如，在液晶顯示器的原則被提出并付諸開發時，它所需要的玻璃(基板)、液晶、發光器和半導體晶體管都是已有的技術。也就是說，新技術的產生必須依托已有的產業基礎。
這個“規律”可以由液晶面板工業與半導體工業的聯系所證明。事實上，液晶面板中的(薄膜晶體管)就是一種半導體集成電路，所以液晶面板制造工藝的前半程是半導體的制造工藝。從工業史的角度看，平板顯示技術是綿延了半個多世紀的半導體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液晶顯示技術的最初產業化是日本企業將其應用在使用半導體集成電路的電子手表和計算器上，而促使液晶工業起飛的“殺手”應用則是筆記本電腦的普及。韓國和中國臺灣之所以能夠進入液晶面板工業并趕超日本，其基礎也是它們在半導體工業積累起來的能力，而中國大陸在發展平板顯示方面的落后與其半導體工業的落后直接相關。以為可以跨過產生新技術的產業基礎去發展新技術，無異于癡心妄想。
支持中國競爭性企業成長
那么，到底什么是“產業基礎”？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產業的基本單位——企業說起。一個產業(工業)是由企業所組成的，而企業就定義而言，是通過向競爭性市場提供產品和服務而贏利的經濟組織。于是，一個國家在某個領域具有產業基礎的標志就是在該領域或相關領域存在具有經濟生命力的本國企業，它們集體的能力構成這個國家在該領域的產業能力。
外資生產線不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產業基礎的一部分。無論它們采取獨資還是與中方合資的形式，它們都不是完整的企業，只是其母公司在中國大陸執行某種職能的分支——以生產現有產品來滿足市場的眼前需求而贏利。一些人以為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獲得技術，但這些外資生產線在其公司架構中是使用技術的單位，而不是產生新技術的單位(即使產生了新技術，那跟中國大陸又有什么關系？)。這種執行生產職能的分支單位，且不說去研發新型顯示技術，就是保持在液晶顯示領域的技術進步也不可能。液晶顯示技術的變化非常快，以液晶屏各像素點對輸入信號的反應速度(即像素由暗轉亮或由亮轉暗所需要的時間)為例，僅僅幾年前這個速度還是16毫秒，而目前已經達到3毫秒。決定液晶顯示性能的技術很多，如寬視角、觸摸技術、3D技術等等，其變化的潛力很大。如果外資生產線能夠從事這些方面的研發，除非把它們所從屬的母公司總部全都搬到中國大陸來。
在技術上依附于外國企業的中國大陸企業也不可能成為競爭性企業，因為它們在戰略上是無法獨立的，因而其技術學習過程是受到控制的 ——無論是中國大陸的CRT彩管工業還是其他工業(如汽車工業)的實踐都為此提供了充足的經驗證據。對于技術后進國家的企業來說，從早期階段的低水平狀態成長到能夠與先進者競爭的狀態，則需要經歷高強度的技術學習，而支撐這種學習過程則往往不符合短期財務目標，所以需要進取性的戰略。換句話說，技術后進國家企業能力成長的關鍵，不是最初的技術水平，而是進取性的戰略以及在這種戰略下的高強度技術學習。
中國大陸發展液晶面板工業只能依靠這樣的中國大陸企業——它們雖然也不得不從學習或引進外國技術開始，但“引進”不過是實現戰略的一個必經階段。這樣的企業，一定具有始終一貫的進取性戰略，一定把成為領先者作為戰略目標，一定把能力作為成長的手段。中國大陸競爭性企業決定了中國大陸發展液晶面板工業的機會，已經由2009年夏末國內出現的“液晶熱”所證明。產生“液晶熱”的條件是多年來堅持不轉讓技術的外國廠商突然松口，紛紛決定在華設廠，引起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的熱潮。雖然一些媒體當時把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歸因于中國大陸的廣闊市場對外資的吸引，但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它的來龍去脈，就會看出外國廠商松口的真正原因不是中國大陸的需求擴大，而是一個中國大陸本土企業京東方上馬了8代線。這個事件意味著中國大陸缺屏的不利局面將被根本扭轉，于是害怕失去在中國大陸市場優勢地位的外國企業慌了神，紛紛要在中國大陸設廠建線。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把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國外轉讓生產線上是錯的，也說明中國政府的政策重點應該是支持中國大陸競爭性企業的成長。
產業政策應幫助克服結構性問題
問題說出來了，道理也講清楚了，中國大陸的企業也已經開始奮斗了，剩下的問題就是政府應該怎么干了。中國大陸在平板顯示技術上的落后是制約中國大陸電子信息產業升級的一個主要瓶頸，所以培育起能夠在這個領域跟上技術進步的產業基礎應是產業政策的重要內容。在2009年夏末出現“液晶熱”之后，政府本來應該清醒地看到兩條道路的問題。日韓等企業在中國大陸爭建高世代生產線，與京東方、TCL自主建設高世代生產線，對于發展中國大陸平板顯示的產業基礎具有截然不同的作用。以爭奪市場為目的的外資生產線絕不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產業基礎的一部分，只有敢于走自主開發的中國大陸企業成長起來，中國大陸的平板顯示產業基礎才能建立起來。相反，在這個階段允許外資生產線進入中國大陸，就會壓制中國大陸企業的成長空間，甚至扼殺處于萌芽狀態的本國產業。
中國大陸彩電工業的結構問題也是培育產業基礎的組成部分。這個結構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它不僅說明了政府應擔負起什么責任，也指出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內容。政府應該支持彩電企業掌握上游核心元器件的努力，而對于京東方這樣的顯示器件企業，在目前的條件下則可以協調它們與整機企業形成戰略聯盟。產業政策的實質不是分錢批項目，更不是直接操作項目，而是幫助克服中國大陸企業在技術爬升過程中難以依靠自身力量所克服的結構性問題。
沒有中國大陸企業掌握技術的努力，中國大陸就沒有技術能力；沒有技術能力，中國大陸的產業就無法振興；沒有技術能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實際過程無非是新一輪引進；沒有能夠產生技術能力的產業基礎，中國大陸的技術進步就永遠不得不依靠引進。
產業結構調整迫在眉睫
為說明企業的結構問題，我們回到CRT彩電時代，中國大陸彩電工業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整機和核心元器件的分離——整機企業和顯像管企業是分立的。對比之下，日本和韓國的絕大多數彩電生產商同時生產顯像管和集成電路等核心元器件(松下、索尼、東芝、三洋、日立等日本企業，三星、LG等韓國企業，以及飛利浦和較早的RCA等歐美企業)。進入平板顯示時代后，中國大陸彩電工業的這種結構仍然在持續。
針對這個特點，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第一，這種工業和企業組織結構的影響是什么？雖然缺乏系統的研究，但從直覺和邏輯來說，這種結構可能阻礙了中國大陸彩電工業的技術進步。例如，顯示器一直是電視技術進步的焦點。從CRT顯像管到目前平板顯示的技術替代更是說明了這個焦點的重要性。但中國大陸的主要彩電企業都不掌握生產顯示器的能力，只能依靠外部供應，這使它們無法擺脫組裝生產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這種結構很可能使它們對技術變化不敏感，也缺乏主動，只能被動地跟隨別人，甚至滿足于跟隨別人。另一方面，獨立的顯像管企業又不能像整機企業那樣直接感受到彩電市場的需求變化，缺乏主動產生技術變化的動力。于是，中國大陸的整機企業和顯示器企業都傾向于在現有技術下的生產，只是在外國企業推出新產品后才去跟隨技術變化。因此，這種整機與核心元器件分立的組織結構很可能是阻礙中國大陸彩電工業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這種工業結構首先是計劃體制造成的，而不是企業自主選擇的。在計劃體制下，企業的設立是一個產品一個廠，分工很細。在當時投資主要依靠政府渠道的條件下，由政府批準的整機項目和元器件項目都是分立的，而且按照計劃體制的邏輯進行布局。應該說，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期間建設彩電產業鏈的努力，對于中國大陸彩電工業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段的崛起打下了產業基礎。但由于這種工業結構的特點，中國大陸彩電工業的競爭集中于整機市場，整機市場的競爭又集中于價格，致使中國大陸企業普遍忽視對技術的掌握。到了新世紀之初，當平板顯示對CRT的替代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時，中國大陸整機企業卻因為利潤薄而無法發展生產投資巨大的顯示器的產業。當這些問題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末顯露時，政府又已經“退出競爭性領域”了，采取了不聞不問的政策。
今天，雖然整個中國大陸彩電工業的產品已經基本上從CRT轉到平板顯示(以液晶為主)，但其整機企業與核心元器件企業分立的結構仍然基本延續下來。雖然整機企業TCL和長虹已經開始向上游延伸，而進入液晶面板工業的京東方也在向下游的整機延伸，但它們距離成為“縱向一體化”的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總體上說，由于技術性質發生了較大變化，整機企業掌握顯示器件的難度比在CRT時代更大了(平板顯示的投資強度大大增加)，所以調整從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這種工業結構，挑戰更大。但結構不轉變，中國大陸彩電工業的競爭力就會受到制約。外資彩電品牌在液晶平板時代的卷土重來，恰恰與這些品牌商同時掌握液晶顯示供應有關——日韓企業總是憑借在整機和核心元器件(特別是液晶面板)上的整合優勢來壓制中國大陸企業。這說明結構調整的需要比在 CRT時代更迫切。（來源：中國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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